“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十八大以后的历史动向在《人民的名义》中得到了体现。”这是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原书记崔泰丰的评价。正因如此，伴随着《人民的名义》大热，人们关注的目光再度投向中纪委。
就在今年2月，国内某权威媒体做了一项民意调查，主题是反腐带来的深层次变化。结果显示，“社会风气更加清朗，社会环境更加和谐”和“党组织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位居前两位，分别占到受访者的65.69%和62.19%。这个调查结果被许多网站转载，题目改为“习总交给王岐山的任务，完成得如何”，引来网友一片点赞。
2012年至2017年，中纪委主要做了哪些事？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8个方面去总结。
充实一线力量，纪委回归本来的角色
2013年4月22日，时任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刘建华起了个大早。这位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纪检兴奋之余还有些紧张，因为那天，王岐山要在中南海约谈她。“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中央八项规定的落实情况。你就说说财政部本身落实八项规定的情况，还存在哪些问题。”王岐山语气很平和，这让刘建华放松下来。谈话过程中，王岐山听得很认真，遇到感兴趣的话题就插话交流。“像拉家常一样，越谈越轻松。”刘建华回忆道。
那段日子，王岐山将近一个月没有公开露面。其间，他带着中纪委领导班子，约谈了派驻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长、纪委书记。今天看来，这已经清晰地照见了王岐山上任伊始的工作思路：抓一线纪检监察工作。
纪检一线的工作强度随之加大。某年夏天，中纪委监察部机关正在举行篮球比赛，比赛还没结束，一名场上球员突然下场——他接到通知，马上要赶火车去外地办案。不单是中纪委，十八大以来，各级纪委的工作状态大抵如此。一名接近纪委的人士跟《环球人物》记者讲了个故事：“我有个朋友在某省纪委工作。有一次到外地办案，只带了当季的衣服，没想到一去就是两个月。没办法，他爱人只好带着换季的衣服，坐火车给他送了过去。类似的事情，这几年在各级纪委不算新鲜。”
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6个月后有了大动作——调整中纪委内设机构，充实一线办案力量。2013年5月，中央电视台报道了中纪委负责案件查办的纪检监察室由8个增加到10个。此后不到1个月，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落马，负责查办的正是新增设的第十室。
2014年3月，中纪委再次调整内设机构，纪检监察室由10个增加到12个。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文清介绍，12个纪检监察室占中纪委27个内设机构的将近一半，每个室配备人员30名。这意味着，经过两轮机构调整，中纪委在人员、编制均未增加的情况下，直接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人员增加了100多名。
在中纪委的带动下，从省到县的各级纪委陆续进行了机构调整，增加一线办案力量。“过去，我们做了很多和纪检监察主业无关的事。比如忙着帮政府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处理突发事件，典型的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但有些同志还乐此不疲，认为工作有地位。”曾任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的陆群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新一届中央纪委纠正了这个错误倾向，重新定位纪检监察机关执纪、监督、问责的主要职能，这太重要了。”
“聚焦”是王岐山不断强调的一个词。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岐山参加了河南代表团的审议工作。听完代表们对反腐问题的发言后，他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明确职责定位，聚焦中心任务。”一年后，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的工作报告中，王岐山对纪检监察部门强调提出“聚焦聚焦再聚焦”“守住主业不发散”。
“充实纪律审查一线力量，深耕主业，本就是纪委的职责所在。可以说，王岐山书记带着纪委回归到了本来的角色上。”陆群说道。
八项规定，抓住不放，抓到习以为常
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的王岐山曾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闭幕晚宴上，讲述了自己的老师——地质学者、西北大学前副校长张伯声的故事。1926年，张伯声乘船赴美留学时，常坐在甲板上看着海浪思考。他见海浪涌动，并非直上直下，便思索应该是这样的方式从力学上讲最省力，进而联想到，大自然地壳的构造定是以最省力的方式在运动，最终推导出了被国际学术界承认的“波浪地壳构造”。王岐山感慨道：“他让我感受到历史的潮流。人类在历史潮流的问题上，实际上和大自然是一样的属性。那就是‘顺历史潮流者昌’，或者叫赢；‘逆历史潮流者亡’，或者叫败。”
王岐山深谙历史大势的顺逆之道。掌舵中纪委之后，他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破题处。这个题初一看显得很小、很细、很碎。“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在各地引发的反应令我吃惊。各地的政研室闻风而动，……把电脑里的文件调出来，七改八改就出台一堆规定，根本没有‘抠’住八项规定的具体条文及实质。因此，各地反映说，这些规定太快、太宽、太严。我问他们：你们做得到吗？坚持得了吗？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还是一阵风、刮过去就算完了，没有认识到这是关乎人心向背、是作风根本转变的宝贵机会。”王岐山说，“八项规定是很具体的，一点都不抽象，而且政治局常委就带头遵守。”
“习总书记说，打铁还需自身硬。王岐山在个人自律这点上一直都做得很好。”早年曾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与王岐山共事的魏唯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年轻时，王岐山就很俭朴，从不戴名表、穿名牌，在工作中遇到吃喝应酬，宁愿驳人面子、搞得气氛尴尬，也不随波逐流。“他就是这样的个性，看不惯的事就绝不容忍。”
2014年8月，王岐山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的会议上说：“总书记说，我们八项规定的落实，应该是作为一个名片，是本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交代。总书记说完之后，我听明白了，这事儿我得抓5年……我们中纪委坚持一条，就是曝光。（有的）省长、书记跟我讲，岐山同志，你怎么处理都行，就是别给我曝光。我说，就是不处理也得曝你的光。”全国政协委员施杰当时就在现场，听完王岐山对严抓八项规定的表态后，只觉得“酣畅淋漓”。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对这个“名片”的分量深有体会：“执行八项规定的这4年多来，党内风气有了明显改观。过去的公款吃喝、公款消费、公款旅游，得到了明显遏制；一些世风不正的现象，都有明显的收敛和改正。”李永忠的行政级别是正厅级，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过去我回老家，不论是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同学，还是开办民营企业的熟人，都跟我说逢年过节请客送礼的事情弄得他们很疲惫。这几年好多了，有个朋友说自己过去请客送礼一年下来动辄几十万，现在就是他想送也没人敢收，负担轻多了。”
虽然成效显著，但是王岐山始终很清醒：“我现在下去，或者省、市委领导到我这儿来，跟我称兄道弟，唱赞歌，说现在是（吃喝）真不想了。我说你们真不想了？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真的不想了？哪儿那么简单啊！我还想吃想喝呢！”对于党内的作风问题，中纪委多次强调和明确，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到全体党员习以为常”。
立规矩，“我管8300万中共党员的纪律问题”
2013年3月22日，王岐山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两人相谈甚欢。后来，王岐山讲述了那次会见中的一个小插曲：“基辛格问我：‘你到底管什么了？’我说，我管8300万中共党员的纪律问题。8300万是一个相当于中等偏大国家的人口规模。基辛格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我理解他的话不像是好话，而是在调侃我——伟大的工作，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做不到，管不住……我的观点就是从严管党，从严治党，这就是我的信条。”
怎么管？一整套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为近9000万党员立下的“规矩”。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多番调研，几番辛苦，最终树立起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规矩”，也成就了“史上最严党规”。
规矩有了，接下来怎么办？王岐山早就想好了。在2015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王岐山9天内6下团组，每次讲话都不离反腐。他态度坚决地表示，要把纪律、规矩严起来。怎么严？要抓早抓小，触犯了纪律就及时处理，决不能放任自流，该纪律处分的及时处分，该组织处理的作出处理。这样不仅治了一人，对其他人还有警示作用。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表述——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意思是说，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应该明显高于普通群众，不能把不违法作为底线。”陆群对《环球人物》记者解释道。在他看来，这也是对过去纪委工作方式的一种纠偏。“纪委过去把主要精力放在大案、要案上面，小的问题就忽略了。有人举报作风问题、吃吃喝喝问题，纪委办案人员往往觉得可查性不强，就放过了。结果有一些‘小鱼’就养成了‘大鱼’，最后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在湖南省纪委工作时，陆群经常有机会进入监管场所，与一些被查处的官员面对面。“几乎所有的落马官员都对我表示，问题不严重的时候，如果有人给敲一敲警钟，自己可能就不会滑向深渊。”
对于一个共产党员而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是顺理成章之事。一位纪委人士透露，以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为例，她的问题首先是违纪。“吕锡文爱打网球，爱品红酒，身边形成了‘网球圈’‘红酒圈’等小圈子。在这些圈子里，她结交了一批‘朋友’，搞团团伙伙，妄议中央，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同时，她的小圈子里也存在权钱交易的违法行为。”
对于干部由违纪发展到违法，王岐山曾用“子不教、父之过”来形容自己的痛心。“如果各级党委、纪委真正履行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责任，按照党章党规党纪严格要求干部，他们就不至于从违纪滑向违法的深渊。”
“这几年，各级纪委约谈干部逐渐成了常态。过去大家总认为，纪委约谈肯定是出了大事，所以最初被约谈的干部即使没问题也很紧张。几年前有一次，我们约谈一个干部，他非常紧张，拿材料时手直抖，安静的房间里只听到纸张抖动的声音。现在不一样了，发现问题及时谈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干部们对纪委约谈也逐渐习惯了。”一位在纪委工作的干部说。
陆群对此深以为然，他说：“在企业工作，我常对纪委的同志们讲，你们有案子查的时候，就扎实开展审查工作；没案子查的时候，就多找人谈话、多了解，敲敲警钟，把他们脑子里的那根弦拧紧。王书记说，要拎一拎他们的耳朵，让他们流一流汗。我觉得，有时甚至可以让他们流一流泪。这样可以防止以后他们全家人流泪。”
查大案，“反腐败斗争中也存在‘力学原理’”
有人将2014年视为中国反腐斗争的一个高潮。那一年，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等正国级、副国级官员落马，另有一大批省部级官员被调查。其实，这个反腐的高潮年份可谓跌宕起伏。
2014年8月，周永康落马后不到一个月，王岐山来到全国政协与委员们交流，有委员问：“打完周永康这只‘大老虎’后，还有没有更大的？”看到王岐山没说话，有人问：“是不是‘你懂的’？”王岐山笑了：“以后你就慢慢懂。”
此后几个月，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数量相比之前少了一些。一时间，“反腐到头了”甚至“反腐过头了”的说法开始在坊间流传。当年12月12日，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了来访的泰国改革大会代表团。有媒体注意到，在那次会见中，王岐山谈到反腐时“表情略显凝重”。他说：“要有静气、不刮风，不搞运动、不是一阵子。踩着不变步伐，把握力度和节奏，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
仅仅6天后，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落马；紧接着，黑龙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韩学键，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在同一天落马……在这一年的最后半个月，反腐又掀起了一个高潮。
其实中纪委反腐的节奏出现“变化”有客观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办案也需要时间。以周永康案为例，早在2013年底，案件已经基本盖棺定论，但实际操作需要一步步来。李永忠为此提供了另一个分析角度：“在反腐败斗争中也存在‘力学原理’，有作用力必然会有反作用力。4年多来，我们看得出，反腐败遇到了很强的反作用力。贪腐官员不会坐以待毙，有时会挣扎、反扑。这也是为什么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保持。”
经过2014年这个反腐“大年”，人们逐渐习惯了中纪委的反腐尺度——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上不封顶。据统计，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已经查处高级干部200多人。
“尚有一人在逃，追逃绝不停止”
不但上打“老虎”下拍“苍蝇”，中纪委还关注着海外。早在2013年1月，王岐山就提出要对配偶子女在国外的“裸官”加强管理和监督。2014年5月，中纪委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外交部、央行等部门，召开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同年7月，公安部部署了代号为“猎狐2014”的专项行动，仅半年时间，就从69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680名，其中涉案金额超过亿元的有74人。
2015年4月有媒体透露，有官员问王岐山，是否有可能对主动自首的腐败官员酌情特赦，王岐山长叹了一口气说，“还不到时候”。当月底，“猎狐行动”升级为“天网行动”，百人“红色通缉令”发布，中央对海外追逃追赃的坚定态度更加明确。
早在2001年，公安部就对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之子程慕阳发出了A级通缉令。但在程慕阳所在的加拿大卑诗省，人们并不清楚。他经营的豪华健身“身·活馆”一度生意兴隆，频频对外大肆宣传。“红色通缉令”向全世界发布之后，《环球人物》记者看到，健身馆虽然还在营业，却再没发过广告，生意也变得很冷清。
门庭冷落的背后，是人们对外逃贪官的避之不及。“‘红色通缉令’发布之前，程慕阳以‘房地产商’‘太平绅士’的形象活跃在卑诗省商界。他不仅投了多项房地产开发项目，还经常向政党和政界人士捐款。但是外逃通缉犯的真实身份曝光后，他名下的慕阳国际公司停止了运作，接受过捐款的政党也纷纷发表声明，撇清关系。”一名卑诗省商界人士说道。据《环球人物》记者观察，程慕阳一家已从卑诗省的慈善活动等公共场合“消失”了。
程慕阳的今昔变化并非孤例，许多外逃人员在追逃追赃的高压下转趋低调，甚至自首回国——“红色通缉令”上的人员，已有超过1/3到案。目前，中纪委正在积极与加拿大等国进行双边引渡条约谈判。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曾斩钉截铁地表示：“尚有一人在逃，追逃绝不停止。”
两个责任，“问责一个，警醒一片”
2014年4月11日和14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的王岐山，表情严肃地看着坐在对面的主要负责同志，说到激烈处，他紧锁眉头，几次拿手轻拍桌子。相似的场景在当年5月6日至12日又出现了4次——王岐山分别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同志进行座谈。在密集召开的6次座谈会上，有一个话题被他反复强调：“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牛鼻子’”“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关键看行动、根本在担当”。
如今，广大党员干部对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这“两个责任”并提的说法并不陌生。李永忠把十八届中纪委反腐败的举措总结为“四两拨千斤”，其中“四两”即事权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人权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的两为主，巡视组和派驻机构的两覆盖，一头打“苍蝇”、一头打“老虎”的两头打，以及两个责任。“过去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都履行不到位，现在把党委党组定为主体责任，把党委书记定为第一责任人，而纪委在党委的领导下，实实在在地做一些监督和查案工作。这样等于是给反腐工作的开展找到了定位和抓手。”
2015年1月12日至14日，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在北京召开，其间还安排了4次分组讨论，王岐山都参加了。此时，距“两个责任”提出已经一年有余，但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落实情况令人堪忧，有些领导干部认识不到位，甚至还有人持观望态度。在一次分组讨论中，有人向王岐山提出了落实问题：“中纪委能不能发个文件，使落实‘两个责任’更明确、更具体？”王岐山接过话茬：“学习就要落实，落实就要特别体现在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上。为什么叫‘牛鼻子’？放牛的时候只要牵住了牛鼻子，小孩子牵着牛绳就能让水牛这个庞然大物跟着自己走……”与会者以为这些是铺垫，下面就该谈如何发文件了，但王岐山话锋突变：“主体责任再简单不过了，党委书记只要看看党章就明白了，这是使命，要竭尽全力。别总是希望发文件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那是文牍主义。落实主体责任不需要再发文件，关键是敢不敢、愿不愿意把这个责任真正担起来！”王岐山以更严肃的口吻接着说道：“‘两个责任’一定要强化问责！问责一个，警醒一片！应该发现问题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了不报告、不处置就是渎职！哪怕离开原岗位了也要问你的责！”
2016年6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是以问责倒逼两个责任落实，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的重要举措。
“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
今年2月22日，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举行，这是十八大以来中央的第十二轮巡视工作。按照惯例，王岐山出席了会议。与以往不同，他对这轮巡视工作提一个新要求：旗帜鲜明地讲政治，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善于从政治上发现问题，推动巡视工作向纵深发展。
时间回到4年前，2013年5月17日，王岐山出席本届中央首轮巡视工作动员会。彼时，八项规定刚刚出台不久。王岐山对中央巡视组的要求是，当好党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苍蝇”，对违法违纪问题要早发现、早报告。此后几年，他多次出席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从突出监督一把手，到细化“四个着力”重点，到强调检查执行党纪情况，再到如今的发现政治问题……巡视重点随着形势发展不断变化。
王岐山的书单里，历史书籍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从讲述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到历史小说《大清相国》，都在王岐山的推荐书单上。陆群等纪检干部均知道王岐山这一特点：“听说王书记喜欢找部下谈话，‘你最近读什么书’是他常问的问题。我以前在湖南省纪委工作时，一个领导跟我们说，中纪委有些同志最怕王书记找他们谈话，如果不读半年书，谁好意思和王书记聊天。”
巡视制度有其历史渊源。2014年11月，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转载了《我国历史上巡视制度的开端》一文。文章写道“巡视工作作为一种监督方式，是从我们的祖宗那里传下来的”，同时也指出了古代的巡视与当今的不同。2015年8月，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发挥巡视监督作用，助力全面从严治党》，开端即点出：“我国巡视制度的历史源远流长。我们党在成立初期就借鉴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监督方式，探索建立党的巡视制度。”随后，他用很大篇幅介绍了党创立以来，巡视制度的发展，以及巡视制度之于今天、之于未来的重要性：“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这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
如今第十二轮巡视工作正在进行。在已经完成的11轮巡视中，共计巡视247个党组织，完成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央金融单位的全覆盖，有力推动了不敢腐氛围的初步形成。
开门反腐，“架起与群众沟通的桥梁”
今年4月，一本名为《追问》的反腐纪实文学作品面市，以第一人称自白的方式，记录了8个落马官员的心路历程和反思。作者丁捷有一个特殊身份——江苏省属某上市文化集团纪委书记。创作《追问》的两年多时间里，丁捷在中纪委和江苏省纪委的支持下，获得了600多个案例资料。
“2015年秋天，我在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学习。结业前，某市监察局的副局长认出了我，说我是‘潜伏’在纪检队伍中的作家。大家被逗乐的同时，纷纷对我说，写本书吧，我们都可以提供精彩的素材。”丁捷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写作过程中，他进入监狱的病房，看到曾经的女副市长追悔不及、泪如雨下；在某市纪委副书记的引荐下，到已经出狱的落马副市长隐居的乡村，和对方边吃边聊；也曾被“国企巨贪”数次拒绝，最终在“服刑人员心理辅导室”见面……“不得不说，《追问》能出版，直接得益于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去神秘化的主动宣传理念。”
诚如丁捷所言，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开门反腐”的工作风格愈发明显。2013年9月2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开始运营，王岐山特地去了一趟。在此之前，中纪委没有独立的官网。时任中纪委秘书长崔少鹏回忆说：“那天王岐山书记对网站的工作人员讲过一句很形象的话，说网站一定不要‘鸡窝子气’。什么意思？就像开采油田一样，觉得这个地方有油，然后一下子打下去了，结果是一点点油，喷一下油没了。这就是鸡窝子气，就是没有后劲的意思。”
几年以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除了发布官员落马的重磅消息，还开通了机构设置、巡视工作、监督曝光等信息公开专栏，也定期邀请纪检干部、专家学者做访谈、讲故事。普通人只要登录网站，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中纪委在做什么。
2014年内设机构第二轮调整时，中纪委组建了宣传部。媒体注意到，曾在宣传系统工作多年的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第五组组长肖培出任中纪委首任宣传部长。
2014年8月，王岐山出席了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他没带稿子，现场开讲：“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政协工作时，提了个建议——政协会议应该有一个谈反腐倡廉的议政话题，得到总书记支持。俞正声主席就邀请我到政协来做这个报告。他说，既然是你提议的，就由您老人家来讲。没辙！就这么着，来了。”
王岐山讲起了自己在抓八项规定、党风建设时的事，没有一句空话。他说，去年“五一”假期之前，中纪委约谈各部委，他自己也找了财政部和国资委亲自约谈。“这两个部委领导来了之后，拿了一大堆文件，说财政部系统怎么样怎么样，国资委系统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们甭跟我谈系统，就谈谈你们办公大楼里这点事儿，我就要看你们自己是怎么落实八项规定的。”
在那次会议上，面对“反腐有无时间表”的问题，王岐山回答说：“我就一句话，反腐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去年10月，由中纪委宣传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反腐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就取自王岐山的这句话。中纪委工作人员讲述的办案经过，落马官员的自白，都是片中亮点，迅速引发了全民追剧的热潮。今年1月，中纪委又推出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电视专题片，专门讲述纪检系统内部自查自纠，严防“灯下黑”的案例，传播效果同样很好。
随着《人民的名义》改编上映和《追问》出版，中纪委的主动宣传效果显著。当初，王岐山按下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启动按钮时，曾对中纪委的宣传工作提出了要求——架起与群众沟通的桥梁。从现在的效果来看，他的愿望实现了。
作为纪检人，丁捷对“开门反腐”有自己的理解：“过去，我们在主动宣传方面做得不够，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发布简要的案情介绍和处理结果。这固然有纪检工作严肃性的原因，但确实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老百姓知道的信息很少，难免就会出现各种猜测，传着传着可能就成了谣言。如今，纪检工作用各种生动的形式展现出来，人们会感到‘神秘’的纪检工作离自己并不遥远，就更容易理解了。中纪委的工作，说到底是为了人民。”
过去的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几次评价反腐工作：2015年1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2016年初，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今年年初，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用“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表达强力反腐的决心，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李静涛 郑心仪，驻加拿大特约记者 陶短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