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灯火 ——长篇小说《孽缘》序

张石山

犹如广袤隆起的青藏高原托举着雄峻的喜马拉雅山脉，庞大的生生不息的业余写作群体，簇拥推举着当代文坛。

雁北人马举（笔名闻达），正是业余创作队伍中的一位新锐作家。 

马举先生，其本业如今是国家级媒体一名记者，曾在许多新闻媒体行业做过记者、当过编辑。其人爱好多样，兴趣广泛，在摄影与文学创作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既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会员，同时还是我们山西省作家协会和摄影家协会的会员。

基于儿时的文学梦想，全然出自爱好，马举先生多年以来，敬业爱岗、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在全国许多报刊杂志发表了不少文学类作品。持之以恒，笔耕不辍，对于一个有心人来说，这就既锤锻了自己的文笔，又逐渐窥得了文学创作的门径。

前几年，他初尝试写作长篇小说，写出了二十余万言的一部《蜕变》。文友师长鼓励后学，颇多奖掖，称许这是一次跨界写作的华丽转身。 

发硎新试，小有斩获，马举先生自信倍增，再接再厉，新近又创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孽缘》。

马举先生身为记者多年，工作性质使然，他目击到了许多社会现实与民间疾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了尽可能的反映与报道。但对于一个怀有文学梦的人，心田里早早孕育了一颗文学的种子。用所谓文学的眼界观照，简洁的报道文体，往往会令人觉得意犹未尽。生活给人的深刻的启示、人物命运给人的心灵震颤，使人生出属于文学创作才有的表达冲动。

新闻采访获得的诸多素材，包括日常诸般底层见闻，无疑是令马举先生产生文学创作冲动的原始材料。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我们山西包括其它省份，曾经发生过多起拐卖妇女的恶性案件。作者正是以此作为创作素材，经由文学的提炼加工，方才写作完成了文学的小说化的《孽缘》。

已经报道过的恶性事件或曰社会问题，时过境迁，马举先生为什么依然对之不能释怀，还要将之写成小说？

关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关于“问题小说”，曾经有这样的说法：作家呼喊与提出问题，以引发社会疗救的注意。这样的说法本身，是可以商榷的。

呼喊问题，提出问题，新闻报道、报告文学，不是更为直接有效吗？何必要劳神费力艺术加工，写成小说呢？而且，即便是提出了问题，问题重大、提法尖锐，痛心疾首、声嘶力竭，果然引发了社会关注，而最终并不曾根治什么社会问题，若干社会痼疾依然故我，甚或变本加厉。

于是，希望通过小说创作来疗救社会的想法，便显得十足天真、足够幼稚。

从这个意义上说，业余写作者与专职作家们，都有一个重新认知小说等文学创作社会功能的初级功课要学习。

作为一名业余作家，马举先生孜孜矻矻，锐意追求、潜心写作，他的这一精神，值得我们赞赏。对于令人痛心疾首的拐卖妇女问题，在时过境迁之后，马举先生依然不能释怀，必欲写成小说而后快。这个，已经不能单单用文学爱好来解释。质言之，这里体现出的是作家强烈的人文关怀，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是良知与悲悯，是善念与仁爱。

文学创作，只有“穿越自身”方能“抵达彼岸”。仿佛慈悲的菩萨，自度方能度人。

写作的过程，净化了作家的心灵，提升了自我的人格高度。而阅读的过程，我们希望能够引领读者，净化心灵、提升人格。这个，或许才是文学创作可能具备的功能。

就《孽缘》而言，作者努力地进行了艺术的表达，并且希望能够将他的思考与感动，通过生动的故事与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感动读者，引发读者产生相应的有益思考。

善与美，是作者与读者一道泛舟爱河抵达彼岸的双桨。

彼岸，有永恒的烛照人类心灵的灯火。

这点心得，愿与马举先生共勉。 

是为序。 

庚子初夏 公元2020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