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6日，北京理工大学举办毕业集体婚礼
据媒体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时，有一些委员建议适当下调法定结婚年龄。
在国家权力机关的议事平台上，下调法定婚龄的建议并非首次提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人大代表建议修改婚姻法，将男女法定婚龄分别下调2岁。近两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出类似建议。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男子22岁、女子20岁可以结婚。与许多国家的法定婚龄相比，中国的法定婚龄明显较晚。
从2013年到2018年，我国连续5年婚姻登记人数逐年下降，直接造成了生育率下降的后果。但是，即便下调法定结婚年龄，恐怕也无法明显提高婚姻登记人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年轻人不愿意结婚或生育，并不是因为法定结婚年龄限制过高，打击了未达法定婚龄者的婚恋意愿。
当然，下调法定结婚年龄，仍有其“赋权”的积极意义。
现行法定婚龄始于1980年版的婚姻法，其中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从1950年首部婚姻法出台到1980年，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这被认为“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接受能力相适应”。
1980年婚姻法调高法定婚龄，无疑有当时控制人口数量的考虑。在人口老龄化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今天，偏晚的法定婚龄已失去了人口调控的积极意义。
婚姻权是一项基本民事权利。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有权利选择婚与不婚。降低法定婚龄，有利于落实基本民事权利，为“成年”赋予更丰富的内涵。当代年轻人身心成熟较早，有能力就婚姻大事作出理性决定。
如果下调法定结婚年龄，有些人担心出现大量成年不久的年轻人结婚潮的问题，恐怕是杞人忧天。如今，不仅年轻人的初次婚姻年龄在延迟，结婚意愿也在下降。刚刚成年的年轻人很多还在接受教育，不具备婚姻的客观条件。
个别农村偏远地区确实长期存在低龄结婚的现象，而现在的法定婚龄并没有对此起到太大的约束作用。修改法定婚龄，推动此类事实婚姻合法化，从而更好地维护婚姻当事人权利，掌握更准确的社会信息，捍卫法律的权威。
如果下调法定婚龄的建议得到采纳，确立为法定权利，尽管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低龄婚姻潮，但哪怕只有少数年轻人行使权利，社会机制也应当做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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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如果女性18岁结婚生育，那么她可能面临学业中断的问题。为了保护其受教育权，她所就读的学校应当为其保留学籍，延长其完成学业的年限。目前，国内很多高校对4年制本科生一般要求6年内完成学业，而对本科期间生育的女生来说，6年恐怕还是一个捉襟见肘的时间。
再比如，低龄夫妻的经济收入普遍较低，校园夫妻更是没有稳定经济收入。虽然说男女婚姻是大事，双方在作出结婚的决定时，应当充分考虑自身物质基础、经济能力，但在牵涉到生育下一代的问题时，社会不应当无所作为。为年轻夫妻提供生育扶持和兜底性保障，既有利于落实公民生育权和生育福利，也能够刺激社会提高生育意愿。无论是否降低法定婚龄，这项议程都应当尽快讨论。
下调法定婚龄，不光是形式上调整数字，更考验整个社会的应对能力。因此，相关部门在作出决策和制定政策时较为慎重，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既然全国人大的议事平台上多次出现类似意见，就应当鼓励在更大范围开展讨论，推动相关议程的进展。选择婚姻与否是私权，不应当受到政策和法令的过多干涉，但捍卫婚姻的权利，应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