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晚19:00—21:00，四川艺术基金2022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献礼二十大：新时代藏族舞蹈编创人才培养”项目系列学术报告由刘桂腾教授为学员们开展第四讲专题：当代田野关系中的观察视角。
刘桂腾教授是上海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萨满仪式音乐、满族音乐和音乐民族志田野作业方法与理论。承担国家“八五”“九五”“十五”艺术科学规划课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子课题以及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合作研究课题。出版学术专著《单鼓音乐研究》《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满族音乐研究》（合作)《中国萨满音乐文化》《中国萨满乐器图释》（国家出版基金“优秀项目”)：发表音乐影像志作品《鼓语：满族锡克特里哈拉萨满春祭》《拉什则》《跳布扎》等。讲座中，对于当代田野关系中的观察视角，刘桂腾教授从传统复兴大潮中的当代田野关系和田野作业的观察视角两方面与学员们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
首先是传统复兴大潮中的当代田野关系，刘桂腾教授认为：
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面临传统延续与社会变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传统复兴大潮中的文化遗产再生产已不再仅仅是文化持有者内部的事情了，政府、商界、学府，都成了利益攸关方。随之，“被发明的传统”、“共谋”等新潮理论也纷纷落地生花，然而，这些富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并不是解决“再生产”问题的灵丹妙药。
在传统复兴大潮中，两个浪头——“非遗运动”与“商业化”的交互激荡，这些实验民族志理论的中国“实验”，极易成为某些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破坏传统文化生态的说辞：它模糊了文化权利人的主体地位，使得识辩和理解一种传统变得十分困难。
与传统的田野作业对象不同，当代音乐民族志的田野作业对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全新的田野景象促成了新的田野关系，新一代民族音乐学家将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中展开自己的田野之旅。
刘桂腾教授对于这种田野关系深入分析道：“‘局内/局外’是民族音乐学理论术语集的关键词之一，内特尔称其为‘一个硬币的两面’。虽然在经典民族音乐学家抑或普通研究者那里都见有将‘主位/客位’与‘局内/局外’互置使用的情形，但本文明确‘局内/局外’的划分视为田野身份的界定，而‘主位/客位’则是一种民族志的陈述方式。所以，研究者的身份（局内/局外）是既定的，而陈述方式（主位/客位）是可移的：在既定身份下，可以不同视角进行音乐民族志的陈述。”刘桂腾教授进一步分析认为：“当代民族音乐学家所面对的田野对象与前辈时代已大不相同：所以，机械地用研究者（局外）/被研究者（局内）关系在田野里行走，已显现出理论难以因应现实的疲态和窘境。但，这对范畴至今仍然是音乐人类学学术武库中的一个有效的理论工具。如今，人们已经不那么僵化地固守‘局内/局外’的划定，而是‘设法将它们调和起来。’这就是要在‘局内/局外’二分法范畴之外，寻求一个更为符合当代田野关系的观察视角。”刘桂腾教授最后给出提出：“与其做局内/局外间的‘移动，不如在既定身份的前提下，将主位/客位‘调和’起来进行双位视角的陈述。”
接下来，刘桂腾教授与学员们探讨了第二问题，即田野作业的观察视角，刘桂腾教授说：“在传统复兴大潮中的当代田野关系中，‘自观’、‘旁观’和‘互观’是音乐民族志田野作业的三个观察视角。”在谈及“旁观视角”时，为了方便学员进一步理解，刘桂腾教授通过视频案例《刘桂瞒：热贡勒若神舞系列<拉什则>（四合吉），15》向学员们进一步阐述，即：旁观视角是一种观察式民族志的记录方法。调查人作为局外人不介入事件进程，而以“旁观”一一作壁上观的方式进行音乐影像志的田野记录。旁观视角方法的要义，是“客观记录”。对文化事件进行保护性的存证，具有传统文化传承的意义，是音乐民族志的学术使命之一。在讲述何谓“自观视角”时，刘桂腾教授通过视频案例《西格尔：<老鼠典礼>.1996》做进一步阐述，他指出：“受人类学影响，为了更为接近事实真相，近些年又出现了尝试由‘局内人’进行拍摄的实验——培训当地人记录本土文化。”刘教授说：“近年来一些影视人类学家将‘自观视角’作为一种民族志纪录方式来推动。如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创办的‘社区影像教育’和‘乡村之眼’。这些项目或计划的实施具有影像民族志发展的探索意义。“乡村之眼”影像纪录运动，“从云南逐渐扩展到青海、西藏、四川、广西等地，成为乡村居民运用摄像机、照相机和手机这些现代的拍摄工具，记录文化和环境变化，表达自己观点，参与社会变革的有效途径。”但刘教授也相应的提出了一些质疑，那就是：“倘若由局外人推动、甚至参与制作、发行的这些“自观”视角的影像实践活动，逐渐被客体化一一流于一种宣传策略的话，是否会产生那种“他者凝视”的后果呢？倘若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传统音乐有意被媒介客体化一一成为一个学术标本或大众传播中的宣传品，是否真的有利于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保护？”第三个谈到的是“互观视角”，刘桂腾教授认为“这是一种‘参与式’的民族志田野作业方法。调查人介入了事件的进程中，他/我互为主体，形成了平行的田野关系模式一一主体互视。这是一种‘局内/局外’相互平视——互为主体的田野关系模式。倘若用本体论的‘主体间性’理论来为这种田野关系加个注释的话，那么，调查与被调查者不是内外对立关系，而是两个主体间的交互、理解关系。与两分法的‘局内/局外’观不同，这是一种平衡‘调和’的学术立场。”
刘桂腾教授进一步对“双位”进行了陈述，他说：
在我看来，基于大量新类他者涌现的田野现实，研究者以“局外人”的身份通过主位/客位的双位陈述”方式而达至“主体互视”之目的，应该是因应当代音乐民族志田野关系急剧变化局面的效之策。与两分法的“局内/局外”观不同，这是一种平衡“调和”的学术立场。
主位陈述，是基于本己文化的观念体系和思维逻辑的表达，并且，拥有一套系统化的表达术语言语方式。
客位陈述，则是用他者的眼光和思维逻辑呈现田野事实的方式。无论是局内人抑或局外人，都够以异己文化的视角进行客位陈述。
主位/客位，形成了音乐民族志书写的两种观察视角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陈述方式——主位陈/客位陈述。
所以，研究者的身份（局内/局外）是既定的，而观察视角（主位/客位）是可移的：在既定份下，可以不同视角进行音乐民族志的陈述。主位/客位双重视角的交错式陈述，即“融入”与“跳出”是也。
对于“新类他者”，刘桂腾教授总结出四点：（1）新类他者，是在当下文化复兴大潮中涌现并具有官方赋权或坊间认可的“非遗传承人”群体。（2）具有双语（本族与汉族）文化背景，可与局外人无障碍双向交流：还可通过大众媒体接纳主流文化信息，并向本己文化注入现代因素。（3）与专司乡村聚落传统技艺的老辈传承人不同，还肩负为“发展经济”服务和传播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是地方性知识传承链中极为活跃的一环。（4）作为文化遗产传承机制中利益攸关方权利博弈的时代产物，新类他者已然成为文化遗产再生产的生力军，是当代田野关系学中的现象级研究对象。
讲座最后，刘桂腾教授说：“如今，文化遗产再生产过程中既有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操控（层级式的非遗认定），也有自外而内的社会环境因素影响（知识占有、文化消费、资本介入）。在我看来，理想的文化权利结构状态，是主体相视、彼此尊重、各尽其责。即：地方政府给以开明宽松的文化政策保障/政治保障、经费保障、舆论保障和大众传播；学界施以学术性的保存、研究与传播/记录、建档、科研、学术交流与共享；商界辅以公益性的经济后援/资金扶助、硬件建设；文化持有人也须抱以强烈的文化自觉/乡民、乡贤、乡吏、乡土文化精英这样，官民商学间的权利结构才能得到合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