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曹占清案，本来案情并不复杂，经过了几次折腾，先是发包方耍赖皮，就是不结账，泥牛入海，杳无音讯，都换了几届领导了，工程款还是遥遥无期。没办法，曹占清求助法律，没成想，从此就走向了马拉松赛场。发包方这时也来了精神，提出模板不合格。
殊不知，法院是讲究证据的地方，曹占清呈举事实，发包方的主张不攻自破，因为有相关部门的鉴定以及相关的工程签证。
接着，发包方又横生事端，对标的额提出异议，法院要求第三方进入鉴定，一番折腾，鉴定结论出来了，老曹松了一口气，心想，这回应该可以了，对方付了他的钱，就把自己借的钱还上。因为，由于工程款不能及时结下来，老曹只能借钱给工人开了资，还清了材料款等。
屋漏偏遭连雨天，老曹没有想到，这个案子从此就被拖了下来。左等不见判决，右等还是没有结果。经过媒体多次报道，引起了陕西省政法委的重视，专门对此进行批示，要求搞清事实，尽快落实。延安市政法委也高度重视，对此专门进行督导。
按说，上级这样重视，本来就是一起经济纠纷案件，应该能够厘清事实，予以裁决。可是，宝塔区法院总是一拖再拖，就是没有一个结果。
2021年1月28日，老曹又来到法院询问案件情况，得到的信息是，还要再拖三个月，没有任何理由，据说是院长决定的。
公权力是为维护和增进公益而设的权力。公权力是人类共同体（国家、社团、国际组织等）为生产、分配和供给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制度、安全、秩序、社会基础设施等），促进、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对共同体成员进行组织、指挥、管理，对共同体事务进行决策、立法和执行的权力。合法的公权力本质上是一定范围内社会成员的部分权利的让渡，或是说一定范围内社会成员的授权。
公权滥用侵害弱势群体权益
所谓社会弱势群体通常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当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基本权利、生活质量等等都己经出现较为明显的差距，并且这个群体目前在中国人口中仍占大多数。尤其是他们面临着权利困境，各方面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矛盾和压力会导致他们内心的焦虑与矛盾。
然而，公权人员在公权施行中发生的种种滥用职权痼疾，更是直接侵害弱势群体的权益。诸如垄断自然资源、就业资源，垄断信息、垄断热门产业，刮民脂膏、贪得无厌，对弱势群体横征暴敛；有的扰乱市场公平竞争，利用掌握的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形成行政垄断，使弱势群体发展受挫；有的官商勾结，征地拆迁中应当补偿给拆迁户的补偿款被挪用、克扣，补偿标准被人为压低，回扣部分进入个人腰包；有的在具体实施低保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搞“人情保”、“关系保”，将不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纳入低保对象，致使一些真正生活困难的家庭，却被驱于低保政策之外等，虽然公职人员所实施的具体行为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但其内容与法律、法规设定该职权相差甚远。
公权滥用破坏社会公平正义
我们党和政府贯来是坚持公平正义原则的，但部分公权施政者却滥用公共权力，人为地制造公共资源分配不公，直接破坏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尤其体现在公共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上，破坏了公共权力通过再次分配解决市场失效问题，缩小社会差距帮助弱势群体的原则。
同时，公共权力的滥用诱发了社会道德的失范。公权施行基本上都是官员，官员作为社会的优秀分子，遵守社会道德，成为社会表率，应是他们的天职。可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说：“如果政府这些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公共权力的滥用侵蚀着社会信任的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石是社会信任，只有相互信任才能把社会不平等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然而，由于公共权力施行中腐败的顽固存在，不仅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存在质疑，而且对党的执政地位产生忧虑，这种怀疑和忧虑又增加了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的难度，在某些领域造成公平正义进展缓慢的被动局面。
公权滥用扩大社会贫富差别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把“官场上存在严重的腐败和权利侵犯”，视为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指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这是因为，公平的机会和平等的起点是社会公正的底线，少数公权施政人员利用公共权力破坏社会竞争的基本规则，并通过侵吞公共资源来获得竞争的优势，从一开始就拉大了社会人员的差距，破坏了社会的基本正义。在扩大社会贫富差别的原因中，无论是社会分配不公，包括就业机会、创业资源分配的不公，还是腐败和权利侵犯，都只有手中握有公权力的官员才有条件做到，并且这种腐败和权利侵犯痼疾，根本原因是权力寻租，权钱交换，公权力成为了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现象不是一时一事所能停止，而是越演越烈，成为一种官场病态，成为施政官员的一种恶劣习惯，由此把社会贫富差别愈拉愈大。
公权滥用激化矛盾催生犯罪
近年来国内外法学界研究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公共权力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剥夺是导致激情犯罪的决定性因素”。
这是因为，现代犯罪学早就指出，“犯罪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可以这样说，公权力对弱者的侵害，不仅有诱发激情犯罪的功能，而且还具有促使激情犯罪行为转化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地步。尤其是一些地方公安司法部门，主张一方，权钱交易，警匪勾结、草菅人命，渎职犯罪等，不仅成为不良痼疾，且大有泛滥漫诞之势。如近年来各地不断上演的死亡拆迁、刑讯逼供、冤假错案、铲车压碾、开胸验肺、被精神病等激起民愤的事件，与孔子感慨的“苛政猛于虎”不相上下。
这些横行无忌的行为，群众早己痛恨己极，不少民众心中都憋着一团怒火，一旦遇上对抗公权力的群体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民众即会愤然加入，最终酿成大规模群体事件，使党和政府的威信扫地。
全国各地不少类似事件告诫我们：公权滥用的痼疾，不仅是激化矛盾的直接因素，而且是催生危及党执政地位潜在因素的主要祸根，在当前全党“汇聚推进改革强大正能量”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彻底清除。
据曹占清说，他已经把相关材料准备好，也咨询了相关法律界人士，准备把该事件的原委向中央政法委反映，求得最高层的关注，厘清事实，清除害群之马，让正义得以伸展，让龌龊遁于无形。
春节就要到了，延安的天气冷了下来，曹占清还在冷风中瑟瑟发抖。但他知道，冬天马上就会过去，春天就要来了。（钟科研）
延伸阅读，媒体先后发出的稿子：
《延安法院的不作为：一场马拉松判决拖垮当事人》
《追问：曹占清案超期判决带来的累诉谁来担责？》
《曹占清案警示：上能匡主下不益民实为大害》
《惊鸿一瞥：曹案扑朔迷离 抑或人为设障》
《曹占清案：面对政法委 宝塔法院说谎了》
《延安曹占清案：久拖不判为哪般？》
接着，发包方又横生事端，对标的额提出异议，法院要求第三方进入鉴定，一番折腾，鉴定结论出来了，老曹松了一口气，心想，这回应该可以了，对方付了他的钱，就把自己借的钱还上。因为，由于工程款不能及时结下来，老曹只能借钱给工人开了资，还清了材料款等。
屋漏偏遭连雨天，老曹没有想到，这个案子从此就被拖了下来。左等不见判决，右等还是没有结果。经过媒体多次报道，引起了陕西省政法委的重视，专门对此进行批示，要求搞清事实，尽快落实。延安市政法委也高度重视，对此专门进行督导。
按说，上级这样重视，本来就是一起经济纠纷案件，应该能够厘清事实，予以裁决。可是，宝塔区法院总是一拖再拖，就是没有一个结果。
2021年1月28日，老曹又来到法院询问案件情况，得到的信息是，还要再拖三个月，没有任何理由，据说是院长决定的。
公权力是为维护和增进公益而设的权力。公权力是人类共同体（国家、社团、国际组织等）为生产、分配和供给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制度、安全、秩序、社会基础设施等），促进、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对共同体成员进行组织、指挥、管理，对共同体事务进行决策、立法和执行的权力。合法的公权力本质上是一定范围内社会成员的部分权利的让渡，或是说一定范围内社会成员的授权。
公权滥用侵害弱势群体权益
所谓社会弱势群体通常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当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基本权利、生活质量等等都己经出现较为明显的差距，并且这个群体目前在中国人口中仍占大多数。尤其是他们面临着权利困境，各方面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矛盾和压力会导致他们内心的焦虑与矛盾。
然而，公权人员在公权施行中发生的种种滥用职权痼疾，更是直接侵害弱势群体的权益。诸如垄断自然资源、就业资源，垄断信息、垄断热门产业，刮民脂膏、贪得无厌，对弱势群体横征暴敛；有的扰乱市场公平竞争，利用掌握的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形成行政垄断，使弱势群体发展受挫；有的官商勾结，征地拆迁中应当补偿给拆迁户的补偿款被挪用、克扣，补偿标准被人为压低，回扣部分进入个人腰包；有的在具体实施低保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搞“人情保”、“关系保”，将不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纳入低保对象，致使一些真正生活困难的家庭，却被驱于低保政策之外等，虽然公职人员所实施的具体行为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但其内容与法律、法规设定该职权相差甚远。
公权滥用破坏社会公平正义
我们党和政府贯来是坚持公平正义原则的，但部分公权施政者却滥用公共权力，人为地制造公共资源分配不公，直接破坏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尤其体现在公共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上，破坏了公共权力通过再次分配解决市场失效问题，缩小社会差距帮助弱势群体的原则。
同时，公共权力的滥用诱发了社会道德的失范。公权施行基本上都是官员，官员作为社会的优秀分子，遵守社会道德，成为社会表率，应是他们的天职。可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所说：“如果政府这些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公共权力的滥用侵蚀着社会信任的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石是社会信任，只有相互信任才能把社会不平等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然而，由于公共权力施行中腐败的顽固存在，不仅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存在质疑，而且对党的执政地位产生忧虑，这种怀疑和忧虑又增加了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的难度，在某些领域造成公平正义进展缓慢的被动局面。
公权滥用扩大社会贫富差别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把“官场上存在严重的腐败和权利侵犯”，视为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指出：“中国腐败活动的规模有多大，也不难想见它对贫富差别影响有多大”。
这是因为，公平的机会和平等的起点是社会公正的底线，少数公权施政人员利用公共权力破坏社会竞争的基本规则，并通过侵吞公共资源来获得竞争的优势，从一开始就拉大了社会人员的差距，破坏了社会的基本正义。在扩大社会贫富差别的原因中，无论是社会分配不公，包括就业机会、创业资源分配的不公，还是腐败和权利侵犯，都只有手中握有公权力的官员才有条件做到，并且这种腐败和权利侵犯痼疾，根本原因是权力寻租，权钱交换，公权力成为了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现象不是一时一事所能停止，而是越演越烈，成为一种官场病态，成为施政官员的一种恶劣习惯，由此把社会贫富差别愈拉愈大。
公权滥用激化矛盾催生犯罪
近年来国内外法学界研究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是：“公共权力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剥夺是导致激情犯罪的决定性因素”。
这是因为，现代犯罪学早就指出，“犯罪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可以这样说，公权力对弱者的侵害，不仅有诱发激情犯罪的功能，而且还具有促使激情犯罪行为转化为“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地步。尤其是一些地方公安司法部门，主张一方，权钱交易，警匪勾结、草菅人命，渎职犯罪等，不仅成为不良痼疾，且大有泛滥漫诞之势。如近年来各地不断上演的死亡拆迁、刑讯逼供、冤假错案、铲车压碾、开胸验肺、被精神病等激起民愤的事件，与孔子感慨的“苛政猛于虎”不相上下。
这些横行无忌的行为，群众早己痛恨己极，不少民众心中都憋着一团怒火，一旦遇上对抗公权力的群体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民众即会愤然加入，最终酿成大规模群体事件，使党和政府的威信扫地。
全国各地不少类似事件告诫我们：公权滥用的痼疾，不仅是激化矛盾的直接因素，而且是催生危及党执政地位潜在因素的主要祸根，在当前全党“汇聚推进改革强大正能量”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彻底清除。
据曹占清说，他已经把相关材料准备好，也咨询了相关法律界人士，准备把该事件的原委向中央政法委反映，求得最高层的关注，厘清事实，清除害群之马，让正义得以伸展，让龌龊遁于无形。
春节就要到了，延安的天气冷了下来，曹占清还在冷风中瑟瑟发抖。但他知道，冬天马上就会过去，春天就要来了。（钟科研）
延伸阅读，媒体先后发出的稿子：
《延安法院的不作为：一场马拉松判决拖垮当事人》
《追问：曹占清案超期判决带来的累诉谁来担责？》
《曹占清案警示：上能匡主下不益民实为大害》
《惊鸿一瞥：曹案扑朔迷离 抑或人为设障》
《曹占清案：面对政法委 宝塔法院说谎了》
《延安曹占清案：久拖不判为哪般？》
